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转化为人权诉求，进而推动人权发展。
这就导致了在数据爆炸的时代，GDPR对商业和私人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造成了过度监管，而且会导致其成为实际上无用的僵尸规则。企业数据的价值性是相对企业本身而言的，是否一定有着经济价值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大型平台甚至对于冗余信息建立了定期清除制度。
因为邻接权本身应重在保护大全型数据库的传播和利用价值，而非实际投资。以数据的公共性特征来中和私权化的片面性，有助于在理论上科学把握数据的分享和利用规律，并对既有的思维模式适当调整。在此基础上就个人信息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保护方式的竞合，比如侵害隐私的数据利用行为既违反了人格权法上的规定，也构成了对个人信息法的违反，故应该同时适用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这些法律均体现出保护性的特点，它们既服务于数据技术体系的安全，也关注信息本身的安全，但两者并不完全重合。再如，可识别性标准使欧盟新近出台的《欧盟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无法对于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划分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因为所谓的非个人数据并不代表其对个人的识别就一定没有实际贡献。
除了个人信息保护具有直接的公共面向外，对于企业数据的保护也可以从公共目的或公共秩序的角度来理解。缺乏这种规则基础，商业道德就可能被主观化且有被随意使用的风险。其次是充分性主张，认为科学说明本身就能够给出彻底的价值指南。
在这种垂直整合的法学知识观中，科学对外在世界和我们自身体验与行动的客观解释可以与意义、价值和谐并存。再一次，法学家们低估了认知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可能贡献。得益于功能性脑成像（fMRI）等技术的成熟和发展，脑部的结构与生理过程逐渐被认知科学家揭示出来，认知科学为传统法学上的自由意志与罪责标准、犯罪人格、刑事责任与预防矫治、证据评估与采信标准等问题提供了革命性的新视野。这三种法律主体决策模型设想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是外生文化情境与内生先天倾向之争：人们遵守法律究竟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影响还是出于固有的生理心理结构？其次是结果论式的自利动机与道义论式的道德（公平）动机之争：人们遵守法律是否纯粹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还是因为法律本身值得被遵守？认知科学为这两个根本问题提供了解答，同时也给出一个整体融贯的法律主体决策模型。
就如在前文分析中所看到的，几位传统法理学家基于意义无涉和价值无涉的两点批评有着传统人文方法论的支撑：无论是在欧陆的理解社会学、哲学阐释学传统中，还是在英美的分析法理学范式下，科学主义似乎都遭到了法学家的严词拒绝。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类的上述两个生物学事实不只是提供解释或说明，同时还给出了支持价值判断的理由：正是生命脆弱性与资源依赖性这两个最基本科学事实构成了我们认同这两个规范性主张有效性的根本理据。
科学研究的重心从考察外在世界转移到考察人类自身，以人类认识、判断、决策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验等方法来探索人类心灵与行为的规律。在科学本身无法独立直接提供意义与价值这一点上休谟与韦伯无疑是正确的，规范性的主张无法单纯从认知科学推导出来，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任何规范性法律学说必须建立在成熟的认知科学基础之上。在法律领域，认知科学的革命性应用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法律中的事实判断、法律推理过程以及规范性立法理论。行为经济学上对于第二方惩罚和第三方惩罚的研究 使法学家更为深刻地理解自发的私人执法（private legal enforcement）与制度化的正式执法（formal legal enforcement）的差异，为立法目标实现的可预测性提供了切实的科学保障，也为法律人彻底反思公平、正义等立法核心价值提供科学支持。
功利主义者倾向于将快乐看做是一种心灵的状态（state of mind），比如情绪上的满足感、喜悦或积极的情感状态。但从人的角度，这种行为无法得到（人类）道德与法律的辩护，正是因为人类拥有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而一个契合公平加工决策模型的法律体系可以运用人的这种不公平厌恶倾向(inequity aversion)来高效率地实施私人的法律执行，从而降低正式制度化司法与执法的成本，维持法律治理的有效性，并实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胡塞尔认为人文学问是朝向事情本身的研究， 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带着意义期待的诠释。
法律看不到摸不着，尽管法律的内容可以通过油墨印刷在纸张上，但自然世界没有一种实体能够与规范相对应。任何对人类法律价值的说明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根本生活与生存方式的认知之上，而这再一次依赖认知科学所提供的科学人性论来为法律基本价值奠基。
法学教科书即法律学说的汇编，学生在法学院的学习内容也主要是从判例或制定法中归纳出来的指导性学说。无论是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法律总是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然而，科学研究却仅仅告诉了我们事情实际上是怎样的。
法律是一种典型的韦伯式的文化与观念意义上的社会实在，法律对人们的影响也应当是一种文化影响。遗憾的是，工业革命前的科学尚处蒙昧状态，这些跨学科研究没能获得实质性展开。在这波浪潮中，人文与社会学者试图以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脑科学、进化心理学等）上的最新进展来解答传统问题。然而，即使像法律这样看不到摸不着的神秘文化存在，其背后必然有一定的心理、生理机制来匹配与支持。在这点上，法学家的工作有如神学家，神学家通过解释宗教经典来探究上帝的意志并将其运用于现实中，而法学家则用独特的方式研读法律这一权威文本，通过复杂文本解释体系的构造，将抽象的法律运用到复杂的个案中。在价值问题上，认知科学可以看做法学无声的序言，任何关于法律价值本身的争议都预设人的基本形象，都潜藏着对人类普遍决策模型的设想。
在法学家的批评中，法律认知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科学探求数学化的、经验主义的、可验证的实证客体，并且通过观察、比较、实验、分析和归类来展开研究，像物理学那样把法律当做一个物质的实体， 并且它企图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类所有行为单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的角度加以简单的、机械的说明。这种松散但又全面的交叉学科研究方式同样也体现在法律认知科学这一新兴领域中。
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律推理理论预设法官在案件判决中的认知与判断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直觉与偏好，而非理性选取案件与法律材料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审慎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世界中科学（主要是认知行为科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具体方式。
最后，构成认知模式主张社会脚本决定人类行为，而法律则通过影响社会脚本来影响行为。在现代的法律话语中，上述制度安排常常被冠以基本人权之名，被视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与公共治理应当追求的根本制度性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自然法也有认知科学的基础。精确地说，认知科学本身就是由上述这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认知科学知识体系。而法学研究总是关于应当的问题：面对某个案件，法院应当如何根据已有的法律做出判决？面对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挑战，立法应当如何回应？对于上述这问题，自然科学都无法给予明确解答。在两千年后，启蒙运动孕育了自然科学上具有突破性的伟大成就，涌现出培根、哥白尼、伽利略、莱布尼兹和牛顿等杰出的科学家。
学术界内部的同行认同与法学内部的自我认同在这里构成了一对难以消解的矛盾。认知科学的研究还发现，自利动机与道德（公平）动机都在人们遵守法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法学家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关注中国本土实践与本土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第二个传统则是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阐释学。
人类有理智选择能力、具备有限同情心、以大规模协作的形式来获取生存资源等生物学属性构成法律价值的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基本事实本身就等同于法律应当追求的根本价值。研究者探究社会行动的逻辑与规律，必须参照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和观念。
沿着这条思路，法律的规范性内容与人类的基本生物学事实就产生了关联：人类的生物脆弱性要求法律限制暴力的使用。法律的认知科学研究也应当秉持一种学科间垂直整合的开放性态度，以问题为导向，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物质规律到意义探究都可以在法律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认知科学不只为人们揭示司法过程的真相，同时也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认知科学在法律领域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具有颠覆性的部分在于它还为法律价值论辩提供一个科学的人性基础，从而对法律政策学（legal policy）或立法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证明公平分配能诱发被试正面的快乐反应, 且公平感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一种情绪性反应。暴力与反社会行为都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也都有进化生物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但人们并不能推出暴力应当成为法律的合适目标。
脑科学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认知科学家发现相对于不公平提议，公平提议激活了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杏仁核(amygdala)、腹内侧前额叶、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 OFC)、黑质附近的中脑区等奖赏加工区。在这一阶段，法学尚保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因此，第一波浪潮是温和保守的。
这就要求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获得某种普遍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成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家庭的一员。这种看法有着悠久的智力和思想渊源，究其根源，可上溯至两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欧陆社会理论中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对同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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